刘华

　　笔者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莲花人，生于斯长于斯，读到敖笑之的《莲花，你好！》（见2026年6月7日《萍乡日报》三版“金鳌洲”），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。笔者起初认为这首近百行的诗歌，只是献给莲花县的赞美诗。然而，细读之下，却能品味出一条清晰而动人的暗线——诗人的身份之变。诗人并未将自己置于一个静止的观察者位置，而是坦诚地呈现了从“外来仰慕者”到“驻村第一书记”，最终与土地融为一体的完整心路历程。这一转变，既有个体情感的深化，更折射出当代乡村叙事中一种值得关注的书写：知识分子如何告别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或感伤怀旧的挽歌情绪，真正“融入”乡村，成为与土地共同生长的实践者。

　　诗歌开篇即确立了抒情主体的初始身份——“我与周敦颐老先生一样，百花之中独爱莲”。此时的“我”是一个文化的仰慕者，与莲花县保持着审美距离。诗人将物理属性的莲花作为切口进入，以简简单单的“不一样”三个字，自然而巧妙地过渡到地理意义上的莲花。接下来，诗歌对历史的追溯和对先贤的罗列：“秦时明月照过琴亭出土的桐鼓堆东周墓/释惟则、刘元卿、朱益藩、宁榜高……”都是一个外来者带着翻阅地方志的视角，对莲花深厚历史文化的审美表达。这一阶段的“我”，本质上是历史文化的审美主体与观光客，以“爱”的姿态表达敬意。但“爱”本身暗示着某种间距——“我”爱莲，但“我”并非莲。

　　真正的转折发生于诗歌的后半部分。当“萍莲高速”展现出现代化图景，“我”的身份被具象化：“一声‘第一书记’是给我的无上荣光/更是实实在在扛在肩头的责任和义务”，这两行诗句中，诗人将荣誉与责任合二为一。他没有虚浮地自我标榜，而是清醒地认识到“荣光”背后是“责任和义务”的沉重。紧接着，诗人以近乎宣言的方式划清了与传统文人乡村叙事的界限：“或许，我终将是莲花的过客/但我现在绝不做看客和过客”，在这里，“过客”是时间性的，注定离去；“看客”是姿态性的，保持旁观。诗人拒绝了这两种身份，选择了一条更为“曲折”的道路——成为“融入者”。

　　这种融入，在诗中得到了具体化的呈现：“我以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”，这是身体的在场，拒绝坐在空调房里高谈乡土；“雨夜，我的双耳静静地捕捉困难农户/那一声长长的叹息”——此处与郑板桥的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”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诗人敞开听觉，主动搜寻困难农户的苦难并与之共情。而“以敏锐的眼光穿过夜的暗黑/寻找如星火闪耀的乡村振兴发展机遇”，则调动视觉从感性共情转向理性行动，完成了从“感受者”到“行动者”的最后一跃。

　　全诗最富深意的意象出现在结尾：“我愿自己是一株莲/即使生长在浅浅的水田，也曾为你/献了绿，开过花/结有籽，留下藕”，这些诗句以农耕生产的具体过程——绿、花、籽、藕，隐喻奉献的四个层次，也暗示驻村帮扶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艰难过程。“浅浅的水田”的意象富含多层意蕴，既展露出一种自谦，也陈述了一种事实：表面看，是乡村土地的贫瘠、资源的短缺；暗含深意的，却是诗人虽为“驻村第一书记”，可作为突然“闯”入的外来者，扎根并不是那么天然顺遂。即便是一株莲，在算不上肥沃的土壤上，生长又是何其艰难？梦想中的乡村振兴需要情怀，更需要不懈的努力。而当诗人最终说出“从此，你便就是我/我便成了你”，主客体至此彻底融合，抒情主体完成了从“我”到“我们”的伦理转向，不再有“外来客”与“扎根者”之分，只有生长于斯的共同体。

　　《莲花，你好！》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角度：它让诗歌不再是外来的赞美或遥远的怀想，而是生长在土地上的声音。当诗人宣称“我便成了你”，他的意思便成了“真正的写作不是关于土地，而是如何从土地中生长出来。”这或许正是当代乡土文学最需要的精神质地：抛弃“到农村去”的浪漫冲动，勇敢选择“成为农村”的艰难自觉。